一场恶战方才歇了势头，山风卷着焦木与尘土的气息漫过岗子，桑小勇扶着破虏刀，寻了块还算平整的青石坐下调息。他望着帝辛黑龙遁去的西北云天，心头反倒翻涌不息，半点静不下来。说也奇怪，这时候冒出来的念头竟分作两头：一头是几桩越琢磨越有滋味的上古疑案猜想，另一头，却是念及夏商千年文明更迭，一股难以言说的自豪与感慨，顺着丹田直往上涌。
头一桩猜想，便是西伯侯姬昌的来历。往日听人说姬昌演易，能掐会算，占卜问卦无有不中，桑小勇只当是后世附会的圣人神通。今日亲眼见了帝辛行事，动辄占卜问神，朝中卜、祝、巫、史各司其职，他心里忽然灵光一闪：当年姬昌曾为商臣，久在朝歌，莫不是也曾在纣王驾前做过贞人卜官？不然那般通天彻地的易数本事，总不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多半是日日守着龟甲兽骨，观摩商王占卜旧例，日久天长，才练出一身推演天道的本事。他越想越觉得合情合理，指尖在刀鞘上轻轻一点，暗自叹道：若真是如此，那周室的易数根底，反倒还是从殷商传下来的，世事可真是奇妙。
接着便想到伯邑考。世人都道伯邑考是姬昌长子，姬发是次子，可桑小勇自幼读史便觉蹊跷：姬发姓姬名发，堂堂正正的王族名讳，偏生长兄唤作 “伯邑考”，听着不似人名，倒像个祭号、爵名一般。再联想到他最后被纣王烹杀，连姬昌都被逼着食了其子之肉，他心里便是一沉。昔年在敦煌听仙子讲异域风俗，说海外有些古部族，行长子献祭之礼，将头生孩儿献祭给神明，以换部族繁衍、风调雨顺。难不成…… 伯邑考从呱呱坠地那日起，便注定了献祭的命运？不然何以名字这般古怪，下场又这般惨烈？这念头一起，便如荒草遇春风，霎时间漫了满心，只觉上古秘辛，当真是细思极恐。
第三桩，便是商汤燎祭与鹿台自焚的关联。昔年商汤灭夏之后，天下大旱，一连七年滴雨未落，巫卜占了又占，说要以人为牺牲行燎祭，上天才肯降雨。商汤便剪发断爪，亲自登上柴堆，要以身祭天，幸而柴刚点着便天降大雨，才免了一死。可见商人敬天祭神，早已刻进了血脉里，便是一国之君，也能当作祭品捧上天去。再看帝辛，牧野兵败之后，不退不降，偏偏选了鹿台自焚 —— 往日桑小勇只当他是帝王傲骨，宁死不受辱，今日与他实打实斗了这半日，亲见他对祭祀、对天命的执念，反倒生出另一番想法：这鹿台自焚，焉知不是他行的最后一次祭祀？将自己当作殷商最高贵的祭品，焚献给上帝先祖，只求上天垂怜，保大商国祚不绝，能有卷土重来的一日？
这三个念头在心里转了三五圈，桑小勇吁了口气，目光扫过满山焦裂的山石、崩碎的岩崖，思绪便顺着帝辛这殷商帝王，漫向了夏商两代的千年岁月。他往日虽爱舞刀弄剑，却也读过不少典册，听过不少史话，只当夏启家天下、商汤革夏命，不过是寻常朝代更迭。今日亲身站在这千年帝魂对面，才真切摸到了那四千年光阴的温度 —— 华夏大地从星星点点的部落烟火，一步步走出王朝秩序，一步步走到青铜鼎盛，这一路走得蹒跚，却也走得壮阔。
头一样便是王权与疆土。夏朝四百七十年天下，说起来是华夏头一个世袭王朝，实则根基全扎在豫西、晋南的河谷里，说白了就是个大点的部落联盟。夏王的权威，全靠祖上血缘盟约和手里的刀兵撑着，四方方国名义上称臣，实则内政自理，税也不收，官也不派，连常备军都没有。不然也不会太康刚继位没多久，便被后羿夺了国，寒浞又杀了后羿，乱了数十年才由少康复国。由此可见，这初生的王朝，脆得跟薄陶似的，一碰就碎，疆界也跟山间雾似的，模糊不清。
待到商汤灭夏建了商，情形可就天差地别了。五百五十年国祚，前半段水患内乱，都城迁了好几回，直到盘庚定都于殷，才算安稳下来，二百多年间国力蒸蒸日上，到武丁那一代，更是鼎盛到了极处。商王手里握着神权与兵权，创出内外服的制度：王畿之内是内服，商王直管；外头的方国部族是外服，得听册封、纳贡赋、随兵出征，谁敢反就打谁。这么一来，疆域便铺展开了，东到大海，西到陕地，南至荆楚，北临燕赵，实打实掌控的地盘，比夏朝大了何止数倍。只是盛极必衰，到了末年，连年征讨东夷，把国力耗空了，西边周人悄悄做大，王室与诸侯的积怨也越攒越深，最后牧野一战，五百年江山便轰然塌了。
再说到市井生计，夏与商更是云泥之别。夏朝还在新石器往青铜时代过渡的关口，田里用的都是石铲、木耒、骨锄，也就种个粟、黍，收成本来就薄，遇着洪水泛滥，直接颗粒无收。手工业更不用提，青铜才刚起步，二里头那些铜器，都是些小巧礼器，又少又糙；民间也就制陶、磨骨器的营生，分工粗浅，不成规模。做生意更是没有的事，部落间也就以物易物，换点零碎东西，连统一的钱币都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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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商朝，那可真是青铜文明的极盛之时。农耕技术上去了，简易的沟渠灌溉也有了，粟、黍、稻、麦样样都种得成；畜牧业更是兴旺，武丁那时候一回祭祀，就能宰杀几万头牛羊，家底厚得很。铸铜、制玉、制骨、酿酒、制陶，各行当都分了出来，司母戊鼎、四羊方尊那样的重器，工艺精巧到了极处，便是再过千年，瞧着也叫人惊叹。市井里头海贝当钱使，专门跑买卖的商人也出现了；先民还琢磨出了十进制，甚至能演算出二进制的门道，祭祀择日、修城建寨、调度物资，全靠这些算学本事。上古先民的聪慧，到了商代，算是全迸发出来了。
第三样便是治国的法子。夏朝那套，说白了就是部落大头领带着小头领过日子，世袭制是立起来了，可朝堂上官职寥寥无几，管政的、管兵的就那么几个人，没有层层分级的官府，也没有成型的律法，相传的《禹刑》也就几条简单的刑罚。四方方国内政自己说了算，夏王从不插手；打起仗来才临时召集族人上阵，没有正经军队。夏王能坐稳位子，全靠大禹治水攒下的万世功德和部族威望，从根上就没有一套稳当的治国章法。
商朝却搭起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朝廷架子，最要紧的特点，便是神权跟王权绑在了一处。内外服把中央和地方分得明明白白，朝堂上尹、卿士管日常政务，卜、祝、史、巫管祭祀占卜，各有各的差事。尤其是掌神权的巫祝，连国家大事都能参与意见。商王不只是人间的君主，还是天下最大的祭司，国事家事，都得先烧龟甲问过上帝，借着上天的意思发号施令，老百姓才肯服。刑罚也严酷，再配上大大小小的人祭仪式，震慑诸侯百姓。而且他们还有一套闭环的法子：对外打仗抓俘虏，俘虏当人牲献祭，献祭求上天保佑，借着神权巩固王权，环环相扣，把统治的法子玩得圆熟极了。
第四样是人间的阶层光景。夏朝时候社会简单，也就贵族和平民两层，奴隶少得很，贫富差距也不大。世间的矛盾，大多是部族之间抢水土，或是王室贵族争权位，平民跟贵族之间，还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王朝乱起来，也都是上层打来打去，老百姓日子虽苦，倒也不会天翻地覆。可坏处就是王朝根基太弱，外族打过来、内部有人夺权，轻易就能撼动王权。
商朝就不一样了，阶级分得清清楚楚，像三层台阶似的：最上头是贵族，中间是平民，最底下是奴隶。战俘、罪臣都沦为奴隶，命贱得跟草芥一般，殉葬、祭祀说杀就杀。日子久了，矛盾也就越攒越多：贵族骄奢淫逸，老百姓赋税徭役越来越重，阶级裂痕越来越深；商王动不动就向方国要贡品、兴兵讨伐，诸侯们心里都憋着怨气；再加上王族内部争权夺利，从来没停过。盘庚迁殷之后安稳了两百多年，经济文化越来越好，可矛盾也越积越厚，到了末年，征战、祭祀、内忧外患凑到一块儿，再好的家底也经不住耗，终究是垮了。
最后一样，便是人心的信仰。夏朝的时候，还没有统一的神明崇拜，都是原始部落的万物有灵，祭山川、祭先祖、祭生殖，零零散散的。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便是那时候信仰的影子。天下没有一个管一切的至高神，祭祀对象分散，仪式也简单，规模小，用人献祭只是偶尔为之，算不上制度。巫祝也就是部落里做法的人，管不了朝堂大事，更左右不了王权。
到了商朝，便有了华夏头一套完整的国家宗教，信仰、礼仪、规矩全定下来了，王朝统治跟神明信仰彻底拧成了一股绳。商人创出了至高无上的 “上帝”，管着天地间所有神灵和先祖鬼魂，还觉着天地万物就像一套算筹，由上帝掌控着，烧龟甲占卜，就是在推演天地的道理，预判吉凶。占卜祭祀是朝廷天天要办的头等大事，后世传下来的甲骨文，便是那时候占卜刻下的记录。人祭、人殉都成了国家的制度，燎祭、伐祭、奠基祭，名堂多得数不过来。在商人眼里，献祭人牲不是杀人，是让魂灵去追随上帝，换上天庇佑王朝安稳。巫祝们握着祭祀大权，成了朝堂里的核心人物。这宗教既是商王统治天下的道理，也是套在万民头上的枷锁。
桑小勇把这五桩事在心里过了一遍，只觉千年岁月如长河奔涌，从夏到商，是一步扎扎实实的文明升级 —— 王权更稳了，生计更足了，治国更有章法了，信仰也成了体系，硬生生把华夏青铜文明推到了顶峰。可顶峰之上，也埋了更深的隐患：靠神权撑着的统治，靠杀戮维持的秩序，靠征伐扩张的疆土，终究走不长远。也正因这份血腥沉重的神权文明，才催生出后来周王朝的人文德治，弃了人祭，讲了仁义，把天下的重心，从天上的神明，拉回了人间的百姓。
想到此处，桑小勇胸中热血微微发烫。生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看着文明从蒙昧一步步走向清明，从野蛮一步步归于人文，纵使途中有反复、有怨灵、有刀兵，可这文明的根脉，总在一代代人手里往下传，往前走。自己今日拼死拦着帝辛，不让他倒行逆施、重开旧制，守的不就是这人间烟火、万民安生，不就是这文明一步步往前走的势头么？
一场恶战方才歇了势头，山风卷着焦木与尘土的气息漫过岗子，桑小勇扶着破虏刀，寻了块还算平整的青石坐下调息。他望着帝辛黑龙遁去的西北云天，心头反倒翻涌不息，半点静不下来。说也奇怪，这时候冒出来的念头竟分作两头：一头是几桩越琢磨越有滋味的上古疑案猜想，另一头，却是念及夏商千年文明更迭，一股难以言说的自豪与感慨，顺着丹田直往上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