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花里胡哨的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红色上传按钮。

任何被迫签署这种霸王条款的打工人，只要上传照片，后台的AI就会自动识别违规条款，并依照《劳动合同法》自动生成一份格式标准的《违法行为举报函》。

不仅如此，系统还贴心地附带了当地市监局和劳动监察大队的一键寄送地址。

不到三天，两千多份举报函像雪花片一样飞向了各大监管部门。

那个正在台上吹嘘的服务商还没来得及下台，就被冲进会场的市监局执法人员按住了肩膀。

“这哪是‘效能提升’，”阿哲看着被带走的人群，咬了一口刚顺来的茶歇点心，“这叫‘送货上门’。”

与此同时，顾沉舟正在监管部门的终审答辩会上，进行着一场冷酷的数学屠杀。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并没有出现那些煽情的控诉，只有一组冰冷的数学模型——《决策权重模型》。

“企业总是说，裁员是集体决策，责任很难界定到个人。”顾沉舟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手里的激光笔在屏幕上画了一个圈，“但数据不会撒谎。”

模型依据管理层级、审批权限、奖金占比三项硬指标，将每一次裁员决策的责任进行了量化拆解。

当他将前东家的数据导入模型，按下回车键的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

屏幕上，CEO的名字后面，赫然跟着一个血红的数字：87%。

“拿了87%的超额收益，自然要承担87%的法律责任。”顾沉舟的声音平静得像是在宣读天气预报，“在这个模型下，没有人能躲在‘公司规定’这块遮羞布后面。”

这份模型，当天就被纳入了即将发布的《企业裁员透明度评估标准》附件，成为了日后司法追责的一把标尺。

然而，就在这一片凯歌声中，李曼的直播间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原本这是一场欢快的“父母代言”录制，直到那通电话打进来。

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的父亲，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枯叶：“我儿子昨天走了……他在遗书里说，‘爸，对不起，我没撑住’。”

李曼的手在那一瞬间冰凉。

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示意导播切断了所有背景音乐。

经过家属同意，一段只有5秒钟的音频被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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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这个逝去的年轻人，生前收到的最后一条工作群语音。

那个主管不耐烦的声音在空荡的直播间里回荡：“今天怎么没人加班？都想着躺平吗？不想干早点滚！”

零点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