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洛村，当方稷提出需要在农田边界种植特定蜜源植物以吸引害虫天敌蜂类天敌时，村长不再讨价还价，而是立刻召集了村里所有劳动力，按照中方提供的图纸和种子，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规划区域的种植。

在贝耶镇，当技术员要求对土壤进行深翻并混入腐熟有机肥时，尽管一些老农私下里嘀咕“浪费时间”，但在镇长亲自督阵和民兵的“协助”下，大片土地还是被迅速、标准地整理了出来。

天敌的释放工作更是顺利得出奇。由军方车辆押运着来自基地繁育中心的寄生蜂蜂卡，直接运抵各个指定释放点。各村长早已带着村民在田边等候，严格按照中方技术员演示的方法，小心翼翼地将蜂卡固定在作物茎秆上，生怕操作不当影响了效果，进而引来上面的责罚。

看着眼前这番“令行禁止”的高效场面，方稷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一天傍晚，在返回基地的车上，他对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正在严格按照新方法进行管理的农田，对同车的赵老和李振邦感叹道：“这效率…确实是上来了。比我们之前苦口婆心劝说都管用。”

赵老也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是啊，有时候，强力的行政手段，或者说…威慑，在打破旧有惯性和推动变革初期，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李振邦比较务实，他分析道：“这也是当地的现实。在生存压力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情况下，纯粹的理想主义和科学说教往往显得苍白。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外力来强行扭转轨道。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借助了这股外力。”

方稷点点头，但眉宇间依然带着忧虑：“我只是担心，这种依靠强制力维持的‘服从’，能持续多久？一旦外部压力消失，或者短期内看不到他们期望的惊人效果，反弹会不会更厉害？饮鸩止渴更麻烦...”

李振邦表示同意：“虽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是他们你只能授人以鱼。”

事情的发展，印证了李振邦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