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科长，那时候块煤行情不好，全国的块煤价格都在跌，比一九八八年降了快十个点。”覃允鹤看着张科长，语气平静却坚定，“东风钢铁厂那边又收到了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比我们低3元，他们都快跟别人签合同了。他们是咱们的老客户，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合作，要是丢了这个客户，后续的损失更大，不仅是这一笔生意，还有后续的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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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接着说：“我当时跟总经理汇报过，还写了书面申请，把市场行情、客户情况都写清楚了，申请降价5元，保住这个客户。总经理看了之后，也同意了，签了字——那份申请现在还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您可以找出来看看。”

覃允鹤一边说，一边指着堆在桌上的档案盒：“相关的汇报记录和合同都在那个标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蓝色标签档案盒里，第36页，上面还有总经理的签字和日期，错不了。”

办案人员按照他说的，果然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找到了对应的记录，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清晰，总经理的签字也很明显。时间久了，办案人员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严肃紧绷、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慢慢变得有些松动。有时候查完账，他们还会跟覃允鹤聊两句无关紧要的话，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有次快到中午时，负责核对一九八八年账目的小李——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胸前别着的工作证是一九八九年刚发的——看着手里的奖金发放表，笑着说：“覃经理，你们公司前几年效益挺好啊，看奖金记录不少，比我们这强多了。一九八八年你们还发了年终奖，每个人都有五千多吧？”——一九八八年的账目，也是此次彻查中需核实的重要年份之一，奖金发放情况是当时公司效益的直接体现。

覃允鹤笑了笑，点了点头说：“那年行情好，全国煤炭需求大，价格也高，公司赚了不少，老板高兴，就给大家多发了点奖金。不过这两年行情又不行了，需求降了，价格也跌了，去年年终奖才发了三千多——比一九八八年差远了。”他没多说什么，心里却在琢磨：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老婆有没有按时去医院检查身体——她从一九八七年就查出有高血压，得定期复查；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好不好——儿子上初三，是一九八一年生的，明年就要考高中了，学习压力大，他走之前还答应儿子，等他回来陪他去买新款的运动鞋。

他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家人了，每次打电话，都只能在办案人员的监督下说几句“我没事，你们别担心”“照顾好自己”，就匆匆挂了电话。有一次，儿子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却只能强忍着说“快了，等爸爸忙完就回去”，挂了电话后，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想起儿子一九八八年在他生日时送的手工贺卡，心里满是愧疚。

每天晚上，覃允鹤躺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吊灯，都难以入眠——那盏灯是一九八四年安装的，开关早就不太灵，有时候会自己闪两下，像在跟他作对。他回想起自己刚进公司的时候，一九八六年，与业务员跑市场，冬天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去煤矿拉煤，耳朵冻得通红，手冻得握不住方向盘；夏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去客户厂里送单据，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圈圈汗渍——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启了运销经理的职业生涯，也成为此次查账的起始时间点。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签下大额合同的时候——那是一九八六年跟红星钢铁厂的第一笔合作，签了五千吨煤，虽然不太多，却是他跑了十几次才谈下来的。那天他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跟老婆聊了半宿，说“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还想起自己提拔为运销公司经理后，一九八六年，跟团队一起攻克难关，有次为了赶运输，大家一起在火车站盯了三天三夜，终于按时把煤发运出去，客户特意送了面写着“诚信为本”的锦旗，挂在公司的荣誉墙上，至今还很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