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整理的是地方志（方志）。日本历来重视对中国地方志的搜集，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期，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

《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 一书曾详细记载，日本收藏的中国地方志数量庞大且质量上乘。

此刻，林彦面前汇集了2641种，共册地方志，其中包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寄存于苏北兴化县，却在战时被日军焚毁的木刻图书与省方志的一部分，如今在空间内重见天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些方志详细记录了各地沿革、地理、物产、风俗、人物，是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演变的宝贵资料库。

宗教文献，特别是敦煌遗书，是另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20世纪初，敦煌遗书大部分被西方探险家掠走，约3.5万件，其中不少流入日本，分藏于多家博物馆或图书馆。

如今，这些漂泊在外的敦煌文书——内容包括数学、地理、天文、历史、哲学、宗教、军事、民族、民俗、文学、语言、艺术、医学等几乎囊括中古社会所有方面的珍贵写卷——也在此汇聚。

它们与从日本收回的佛教、道教经典一起，构成了研究欧亚大陆文明交流与宗教传播的文献宝库。

林彦特别留意那些宋元明代的善本珍籍。

许多在国内已亡逸的典籍留存于日本，例如宋版《刘梦得文集》被列为日本国宝；《史记》的元刻本全世界仅存9部，我国所有皆为残本，而日本却有130卷的全本；《赵志集》所着录的作品，《全唐诗》及《全唐诗逸》均未收录。

修士们清点时，还发现了大量明清刻本小说、戏曲，其中不乏孤本。这些善本珍籍的回归，将极大丰富我国的文学与史学收藏。

林彦也注意到了科技与农业类典籍。

这里面有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数学着作、农业技术书籍（如《农政全书》早期刻本）、水利工程文献等。 还有如初版德国《化学药学年鉴》全套、1832年至1851年香港出版的《中国汇报》等珍贵外文科技期刊与报告。这些文献体现了中外科技的交流与发展。

整理工作也涵盖了近代形成的档案与学术手稿。

这包括日本“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整理编纂的《（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物目录》、《支那经济财政金融关系资料目录》等掠夺图书的目录本身，这仿佛是掠夺者的罪证反被收缴。

还有清华大学、北平民国学院、辅仁大学等高校在沦陷时丢失的图书，以及大量中国学者未发表的学术手稿、研究笔记。这些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修士们还分拣出大量艺术类图录、金石拓片、书画理论着作，以及涉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的珍贵文献。这些资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见证。

在两千多名修士高效且精准的协作下，这座由数百万册书籍（仅南京一地就被劫掠88万册，而抗战期间中国损失的图书总数以千万册计）构筑的文化山脉被梳理得井井有条。林彦神识扫过这些涵盖了中华文明乃至人类知识诸多领域的瑰宝，心中涌起的不仅是拥有文明的满足感，更有一份让这些漂泊海外的文化遗产以另一种形式“归家”的历史责任感。他特别叮嘱将医学典籍和地方志单独辟出区域重点保管，这些对于他后续可能开展的实业（如医药）和深入了解这片土地，有着更为直接的助益。

一周的时间转眼即逝。

十一月六日，洛杉矶的天空清澈如洗，阳光明媚，带着加州特有的暖意。根据林一传回的消息，李文斌和郑家明所乘坐的泛美航空航班，将于今天下午两点二十分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林彦看了看腕表，吩咐道：“查尔斯，准备好车。林刚，你跟我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