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梵清果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三天时间，转存了到期的定期存折，盯着师傅修好油烟机和洗衣机，把凌蕾橱柜里乱塞的调料瓶挨个归置整齐，连阳台攒着的各种纸盒包括旧报纸都捆得整整齐齐，联系了收废品的上门收走。临走那天凌蕾表示慢走不送，她也确实不用，自己拖个行李箱就上了地铁，风风火火的样子，跟她平时半点不差。

凌蕾下班回到家时，客厅里还留着淡淡的羊毛线气息，沙发靠垫摆得方方正正，厨房擦得锃亮，油烟机运转起来声音比原先小了一半。她拉开抽屉，存折整整齐齐码在最里面，旁边压着一张便签，是欧阳梵清的字，笔锋利落，只写了四个字：自己留心。

她笑着把便签塞回抽屉。母亲这趟来，像一阵风，刮过了，理顺了，就走了，没打乱她半分生活节奏，也没闹出什么不痛快，比预想中安生太多。

安生是安生，可消息到底是长了腿的。

欧阳梵清刚落地成都当天，凌朝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那天中午凌蕾刚在食堂坐下，手机屏幕亮起，来电显示是“爸”。她顿了两秒才接起，听筒里先传来一声轻咳，是父亲惯有的、开口前的习惯，声音沉，语速慢，带着常年坐办公室养出来的稳重劲儿，听不出喜怒：“蕾蕾，你妈说，你终于处对象了。”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平平淡淡的一句，压在听筒里，反倒比咋咋呼呼更有分量。

“嗯，刚处没多久。”凌蕾夹了一筷子青菜，语气也平。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能听见笔尖轻轻敲桌面的声响——她太熟悉这个动静了，凌朝峰想事情的时候，总爱用指尖叩桌沿，当了几十年领导，毛病改不掉。

“陕西人？”他又开口，一字一句问得慢，“叫什么，做什么工作的，单位正规吗？”

问题不多，每一句都砸在实处，没有半句多余的寒暄。

凌蕾一一答了，话音刚落，就听见那边又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