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是带着刀子的，卷着雪籽“啪嗒啪嗒”撞在糊着旧报纸的窗棂上，把“农业学大寨”的字迹刮得簌簌掉渣。杨秀珍往灶膛里添了把松针，青灰色的烟从灶口冒出来，呛得她咳了两声，眼角却因此润了——火光舔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把墙上“光荣之家”的贴画映得发亮。那是她当村书记第三年领的，红绸子镶的边早褪成了浅粉，边角被灶烟熏得发褐，像极了窗台上那盆冻得发蔫的月季。

那月季是去年腊月寄来的。快递员踩着雪进了村，在她那间矮土房门口喊“杨秀珍取包裹”时，她正蹲在灶前翻红薯干。接过包裹时手还在抖，包裹上的寄件人写着“云飞”，旁边用小字注了“秀兰之子”。拆开箱子，除了这盆用旧搪瓷缸栽着的月季，还有张照片：秀兰抱着个半大的小伙子，两人都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南方常见的青石板路，路边开着她叫不上名的花。

“大姨，我妈总念着您。”电话是第二天打来的，云飞的声音怯生生的，带着南方口音的软，像含了块糖，“我妈说您爱吃红薯干，我给您寄了两斤，您收到没？”

杨秀珍捏着听筒的手发颤，灶上的铝水壶“呜呜”叫起来，白汽蒙了她的眼。她有多少年没听过“秀兰”这两个字了？二十年？还是三十年？当年秀兰跟着男人去南方时，云飞才刚会爬，裹在花襁褓里，秀兰抱着孩子来辞行，蹲在她家炕边哭：“姐，我舍不得你。”她那会儿正给建军缝棉袄，针扎在指头上也没觉疼，抓了把攒了半年的私房钱塞秀兰兜里：“去了那边好好过，别惦记家。”

“有空……就来看看。”她对着听筒说，话没说完，喉咙就被什么堵了。挂了电话，她蹲在灶前扒拉着灰烬，指腹蹭过灶沿上的一道刻痕——那是建军十岁时量身高刻的，刀痕很深，旁边歪歪扭扭刻着“要当解放军”。最后一道刻痕停在“一米七五”，是建军十九岁那年刻的，那天他刚从镇上中学毕业，背着铺盖回来，站在灶前挺得笔直：“妈，我不去读高中了，去砖厂挣钱，给您盖瓦房。”

那年建军也是这么个腊月没的。

煤炭炉子就放在炕边，是他连夜生起来的。建军在镇上的砖厂打工，腊月二十九才赶回来，棉裤膝盖处磨出了洞，冻得耳朵通红，搓着手笑：“妈，今年咱不烧柴了，我买了新炉子，带烟囱的，暖和。”她看着儿子蹲在地上给炉子换烟囱，烟筒接口处用黄泥糊得严严实实；看着他把炕铺得厚厚的，垫了两层新晒的稻草；看着他端着碗饺子坐在炕沿上，筷子夹着个饺子往她嘴边递：“妈，你尝尝，我放了醋，就像你以前做的那样。”

那天夜里雪下得大，她睡前去看了趟建军，他睡得沉，眉头却皱着，像是冷。她把他露在外面的手塞进被窝，又往炉子里添了块煤，听着煤块“噼啪”响，才回自己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她端着热好的饺子进屋，掀开门帘时，心里“咯噔”一下——屋里太静了。建军蜷在炕上，侧脸对着门口，脸白得像窗上的霜，嘴唇却泛着紫。旁边的炉子灭了，烟囱口结着冰碴，炉灰里的煤块还没烧透。

她把碗放在炕沿上，伸手碰了碰儿子的脸，冰得像块石头。她没哭，就坐在炕边看着他，看了好久。直到村主任老张来叫她去领救济粮，掀开门看见这光景，“哎哟”一声蹲在地上，她才忽然“哇”地哭出来。

村里人把建军抬出去的时候，她抓着棺材沿不肯放，指甲抠进木头里，渗出血来。老张掰开她的手，往她手里塞了块毛巾：“珍书记，挺住。你男人走得早，建军是你唯一的指望，可日子还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