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

这是乾元帝、纪怀廉、谢庆遥三人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他们经略天下，深知财富积累之艰难，赋税征收之繁琐，开源节流之不易。

一个戏文，哪怕再精彩，如何能聚敛起如此泼天的财富？这已不是商贾之术，几近点石成金的妖法！

大奉国库，一年岁入，刨除各项所费，实收赋税折算下来，约莫是三千万贯。

这是一个庞大帝国维系运转、供养官吏、赈济灾荒、支撑边军的命脉之数。

是户部、是内阁、是帝王本人，需要反复权衡、锱铢必较的天文数字。

而此刻，她用一种近乎天真的、带着醉意和兴奋的语气，描述着一种名为“皮影戏”的玩意儿，仅仅花了五年时间做出的一部戏目，五年所得，竟能达到……国库年入三倍有余？！

“阿郎，商贾从不是小事，大夏一年赋税多来于商事，岁入十几万万贯皆为平常。当然这无法真正相比，毕竟大夏的人数亦是大奉的几十甚至上百倍。”

乾元帝的呼吸几不可察地一滞。

十几万万贯……皆为平常？

他脑海中再次掠过那三千万贯的岁入之数。这不是几倍、十几倍的差距，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天堑鸿沟！

更令他心神俱震的是那句“赋税多来于商事”。在他所受的教导与固有的认知中，农桑才是立国之本，田赋才是岁入基石。商税固然有，但从来只是补充，是末节，甚至需要时常抑制，以防“本末倒置”。

可在她的“大夏梦”里，支撑起那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国库岁入的，竟是“商事”？

人数倍之，固然是原因。但将财政根基如此大规模地倾斜于“商”，而非“农”，这背后的治国理念、社会结构、乃至对“四民”地位的认知，与他所熟知的世界，已然是云泥之别！

这不是简单的有钱，这是一种将商业活力视为国家命脉的惊世骇俗之举。

它意味着对流通、对工匠、对契约、对远航贸易无以复加的重视，意味着整个国家机器围绕货殖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