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态度分类：初步将俘虏分为几类：

顽固型：主要是日军士兵和少数铁杆汉奸，思想中毒深，短期内难以转化。

摇摆型：大部分伪军士兵，为混口饭吃，内心矛盾，有争取可能。

倾向型： 少数深受日军压迫、早有不满的伪军或朝鲜籍、台湾籍日军辅助人员，转化可能性大。

针对不同类型的俘虏，教育小组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核心是“攻心”。

1. 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保证俘虏基本伙食，不打骂，不侮辱。李云龙甚至特批了一部分缴获的日军罐头给日军俘虏，让他们感受到与日军宣传中“八路军虐杀俘虏”截然不同的待遇。

2. 政策宣讲与形势教育： 由赵刚和政工干部上课，讲解八路军宽待俘虏政策，分析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胜前景，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和伪政权欺压百姓的事实。课程深入浅出，多用具体事例，避免空泛说教。

3. “诉苦”与“现身说法”： 这是最关键的一环。组织俘虏，特别是伪军俘虏，开展“诉苦会”，让他们倾诉在日军和长官手下受的压迫、打的骂、挨的饿。同时，邀请之前改造成功、加入八路军或释放后表现良好的原俘虏“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转变过程和在八路军中的感受。这种同龄人、类似经历者的示范效应，极具感染力。

4. 文化学习与技能培训：组织俘虏学习文化，教唱抗日歌曲。对于有技术专长的俘虏（如汽车兵、无线电员、医护兵），注意识别，并尝试让他们传授技能，发挥其价值，使其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

李云龙最看重的，是改造成功后俘虏能带来的“反哺”效应。

1. 宣传价值：那些思想转变彻底、立场坚定的原俘虏，特别是日军俘虏，是极佳的宣传员。他们可以用亲身经历，撰写文章、录制广播（通过设备极其简陋的“电台”），揭露日军内部黑暗，宣传八路军政策，对瓦解敌军士气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小林宽太郎，一名被俘的日军下士，在改造后撰写的《我在八路军中的新生》一文，被印成传单撒向日占区，引起了不小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