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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口号，朴素的道理，加上李云龙那股不容置疑的劲头，让工人们渐渐安定下来，甚至生出了一丝跃跃欲试的使命感。
改造车间的同时，李云龙更以“特事特办”的名义，推动大连市相关部门，在赵刚的遥控指导和程佩珊报告的建议基础上，草拟出了《大连市开展日用消费品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草案。草案的核心就是“放权、让利、简化、监管”：给予试点企业直接与委托方（通过指定外贸公司代理）签订合同的权利；允许加工费收入的外汇，扣除必要成本后，按较高比例留给地方和企业支配；对用于加工复出口的进口面料、辅料，凭合同暂免关税，由海关监管；简化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同时，草案也规定了严格的质量责任、合同履约、外汇管理和审计监督条款。
这份草案被迅速上报东北局和中央有关部门。争议在所难免。有人质疑这是“向资本主义低头”、“冲击国内计划生产”、“可能带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但在赵刚的极力斡旋和阐述其战略意义（换取外汇支持重工业、锻炼队伍、探索路径）后，更高层出于对打破外汇困局和开辟新渠道的现实需要，最终给予了原则性批准，同意在大连进行“有限的、可控的试点”。
赵刚通过绝密渠道与霍英东取得了联系。这一次，他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以老朋友的口吻，探讨了当前国际纺织业转移的趋势，以及内地，特别是大连，在发展出口加工方面可能具备的潜力和初步的准备情况，并委婉地询问霍先生，在他的商业伙伴中，是否有对拓展内地生产基感兴趣、且信誉良好的成衣商。
霍东是何等精明的人物，立刻领会了赵刚的深意。他并未直接回复，而是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侄子、也是霍家新生代中对国际贸易最为熟悉的霍启明，以“考察大连投资环境”为名，悄然北上。
霍启明不到三十岁，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带着浓厚的西方商业精英色彩，但眼神锐利，行事谨慎。他首先私下会见了程佩珊（她已考察归来），两人用英语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深入交谈。程佩珊向他展示了大连试点的规划、车间改造的进展、政策草案的要点，并坦诚地分析了优势和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缺乏经验和国际认可）。她的专业、务实和坦诚，给霍启明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后，李云龙以东北局领导的身份，“非正式”地接见了霍启明。李云龙的风格截然不同，没有太多商业术语，而是着重强调了大连政府的决心、工人的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精神，以及试点所享有的特殊政策支持。“霍先生，我们这边，地方给你们准备好，政策给你们开绿灯，工人给你们组织好。你们那边，把订单、样子、规矩带过来，教会我们的人。赚了钱，按谈好的分。我们图的是长远，是学本事，是交朋友！”
霍启明感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力量：程佩珊代表的专业规划与执行潜力，李云龙代表的强力推动与政治保障。他返回香港后，向霍东做了详细汇报。霍英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牵这个线。他亲自出面，联系了与他有多年合作关系的香港“大昌”制衣公司的老板郑裕昌。
郑裕昌是典型的香港工业家，白手起家，从一个小裁缝铺发展到拥有几百名工人的中型制衣厂，主要承接欧洲和中东的中低档订单，对成本敏感，也深受香港地价和人工上涨之苦。他对内地充满好奇，但也疑虑重重。在霍东的担保和霍启明的详细说明下，郑裕昌最终同意，拿出一批男士棉布工装裤的订单进行尝试。订单数量不大，五千条，款式简单，质量要求明确（提供了详细的工艺单和几件样品），面料和辅料（包括特定型号的棉布、拉链、扣子、洗标）全部由“大昌”从香港提供，运到大连。大连方面负责裁剪、缝制、熨烫、包装，按每条裤子固定的加工费结算。交货期严格限定在六十天内。
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洋订单”，就这样，通过香港的桥梁，飘过了罗湖桥，飞越山海，落在了大连那间刚刚改造完毕、还有些空旷的试点车间里。
车间里，气氛紧张而肃穆。程佩珊亲自担任项目总负责，将工艺单翻译成中文，分解成一道道工序，贴在每个工位上方。李云龙从全市请来的裁剪老师傅，带着几个悟性高的年轻人，对照样品和规格，小心翼翼地开裁第一床面料。女工们每人负责一两道工序，在程佩珊和“大昌”派来的一位跟单老师傅（姓陈，一位经验丰富但沉默寡言的香港老师傅）的指导下，学习使用新的工业缝纫机，掌握规定的针距、线迹、止口宽度。陈师傅话不多，但要求极严，尺子、剪刀在他手里如同手术器械，不合格的线头、歪斜的缝线、尺寸的毫厘之差，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返工、拆线是家常便饭。
李云龙几乎每天都要到车间转一圈，他不插手具体生产，只是看，偶尔问两句。看到陈师傅的严格，他私下对程佩珊说：“这个陈师傅，是个宝！他的手艺和规矩，就是咱们要学的真经！告诉工人们，别怕挨说，挨骂，把他肚子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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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几天，进度缓慢，废品率不低。工人们从织布到做衣服，跨度很大，紧张，不适应。但没有人抱怨。计件工资的激励（虽然最初标准不高）是直接的，更重要的是，一种“为国家挣外汇、学技术”的朴素荣誉感在悄然滋生。程佩珊组织技术骨干，每天下班后开会，总结当天问题，研究改进方法。陈师傅虽然严厉，但看到内地工人学习认真、吃苦耐劳，态度也逐渐缓和，开始更细致地讲解一些窍门。
半个月后，流水线开始顺畅起来，工人们逐渐熟练，返工率明显下降。裁剪的利用率在老师傅的精确计算下不断提高，节省了宝贵的外汇面料。包装组的姑娘们，学会了按照要求折叠、装袋、贴标，码放整齐。
第五十天，第一批五百条经过严格检验的工装裤，被打包装箱，通过大连港，运往香港。霍启明亲自在香港码头接货，并安排“大昌”的质检人员立即开箱检验。
三天后，一封电报发到了大连试点办公室，内容简短：“首批货验收合格，符合要求。请按计划继续发运。郑。”
电报在车间里被宣读时，先是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许多女工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不仅仅意味着订单的成功，更意味着他们这群曾经的纺织女工或家庭妇女，真的能够做出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产品！
李云龙拿着电报，对程佩珊和车间主任说：“好！开门红！但这只是个开始。告诉所有人，不能松劲！后面的货，要一批比一批好！另外，跟霍先生和郑老板联系，看看他们对这一批货还有什么改进意见，问问他们，下一单，能不能谈点更有技术含量、利润也更好一点的款式？”
五千条工装裤，在第六十天全部保质保量交付。结算的加工费虽然不算丰厚，但却是大连，乃至东北，通过新型加工贸易赚取的第一笔“干净”的外汇。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条从香港到内地的、可复制的业务链条，锻炼了一支初步掌握现代成衣生产流程的队伍，也增强了香港商人对内地合作能力的信心。
冰封的外贸河面上，被这第一根“针”，小心翼翼地刺破了一个小小的孔洞。清澈的活水，开始悄然渗入。而手握针线的人们知道，更复杂的纹样、更广阔的市场、以及用这“针线活”换回“重器”的战略构想，才刚刚在他们的蓝图里，勾勒出最初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