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佩珊立即组织技术骨干，仔细研究郑裕昌提供的夹克样品和工艺单。她发现，除了常规缝纫，还涉及**粘衬、绗线、口袋成型、拉链安装、里外勾合**等多个新工序，对熨烫定型的要求也极高。现有的设备（主要是普通平缝机）和工人技能，面临严峻挑战。

“接！必须接！”李云龙斩钉截铁，“不就是复杂点嘛？当年打鬼子，飞机大炮没见过，不也学会了？设备不够，想办法添置！人不会，就学！陈师傅，还有郑老板派来的新师傅，就是咱们的老师！程副局长，你立刻制定详细的应对方案，需要什么设备、培训怎么搞、产线怎么调整，列出来！我去搞设备，搞不来就借，就租！”

一场围绕两万件灯芯绒夹克的“攻坚备战”，在大连试点车间紧急展开。程佩珊的方案包括：1. 紧急从上海纺织机械厂订购十台工业用锁边机和两台简易粘合机（动用宝贵的外汇留成和赵刚特批的额度）；2. 改造车间布局，设立专门的粘衬区、绗线工位和整烫台；3. 从全大连服装行业抽调十名有经验的裁缝和技术较好的女工，与原有骨干混合，组建“夹克生产突击队”，由陈师傅和即将到来的香港新师傅进行强化培训；4. 制定比工装裤时期详细得多的《工序作业指导书》和《质量检验标准》，悬挂于每个工位。

设备采购和人员调集，再次遇到阻力。上海那边的设备交货期无法保证，本地其他服装社不愿放走技术骨干。李云龙再次展现出他的“蛮横”与灵活：他一个电话打到上海老战友那里，“请求支援”，硬是让上海方面优先排产；同时，他以东北局工作组的名义，给那些不放人的单位负责人“做工作”，半是命令半是协商，总算把人凑齐。

就在大连方面紧锣密鼓准备时，霍启明带来了郑裕昌的另一项提议，或者说，一个试探：“郑生的意思是，这次夹克订单，他想尝试一种新的结算方式。面料、主要辅料还是他提供，但加工费，他想用一部分港币现金、一部分用国内紧缺的轻工业设备或二手设备抵付。比如，他可以通过渠道，弄到一些日本产的比较新的高速平缝机、裁床，甚至小型的布料预缩机。这些设备折价算入加工费，运到大连，归试点厂所有。这样，他节省了部分现金支出，我们也快速提升了装备水平。当然，具体抵付比例和设备清单、作价，需要详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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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议，让赵刚和李云龙都眼前一亮。这正暗合了他们“以轻工换技术、换设备”的深层战略！虽然这次换来的是轻工设备自身，但无疑是向目标迈进了一步——通过出口加工，不仅赚取外汇，还能直接换取产业升级所需的硬件。

“答应他！”赵刚在电话里对李云龙说，“但谈判要细致。设备必须是能用的、比较先进的，作价要合理，不能让他们用破烂糊弄我们。可以让程佩珊同志根据生产急需，先提出一个我们希望获得的设备清单，作为谈判基础。同时，外汇现金部分的比例，也要保证我们必要的流动资金。”

一场围绕设备抵付的跨境商业谈判，在程佩珊、李云龙（幕后指挥）与霍启明、郑裕昌之间，通过信件、电报和霍启明的再次北上，悄然展开。谈判是艰难的，双方在设备新旧程度、品牌型号、作价标准、运输责任等方面反复拉锯。程佩珊展现了她在专业上的坚韧，对设备参数和市场行情做了大量功课，据理力争。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加工费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港币结算，百分之六十用以抵付设备。设备清单包括十五台日本“Juki”高速平缝机、一台德国“Kannegiesser”蒸汽熨烫台（二手但状况良好）、一台台湾产简易裁床以及一批专用压脚和刀具。郑裕昌负责将设备运至香港，由霍家的船运公司承运至大连港，大连方面负责清关和境内运输。

协议签订时，郑裕昌对霍启明感叹：“内地这位程小姐，不简单。以后跟她打交道，讨不到太多便宜。”霍启明则笑道：“郑生，有这样的合作伙伴，生意才能做得长久、踏实。”

设备尚未到位，首批灯芯绒面料和辅料已经运抵大连港。夹克生产攻坚战，在条件仍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打响了。

陈师傅和郑裕昌派来的两位新师傅（一位姓何，专攻裁剪与粘衬；一位姓梁，精通夹克成型与整烫）成了车间的技术核心。培训从最基础的灯芯绒面料特性讲起——它的倒顺毛方向对裁剪和外观的影响极大。何师傅拿着面料，在日光灯下反复演示如何辨别毛向，如何排料才能最大限度节约面料并保证成衣毛向一致。这给习惯了棉布不分方向的工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粘衬工序是全新的挑战。简易粘合机温度控制不稳定，压力不均匀，刚开始废了不少衬布和面料。梁师傅带着工人反复试验，记录不同温度、压力、时间的组合效果，最终摸索出一套适合现有设备参数的“土办法”，虽然效率不如先进设备，但基本保证了粘合牢度。

缝制过程更是难关重重。夹克的多个口袋要求位置精准、线迹美观；拉链安装要平顺、隐形；里衬与面布的勾合要均匀、不拧劲。流水线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会导致后道工序的困难甚至成品不合格。程佩珊将质量检验点前移，在关键工序后设立中间检验站，由技术较好的工人担任质检员，及时发现并返工问题，避免流入下道工序造成更大浪费。

工人们压力巨大。新机器尚未到位，老机器干新活儿，格外吃力。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但计件工资的激励和一种“不能给国家丢脸、不能让人看轻”的集体荣誉感支撑着她们。许多女工下了班，还聚在一起交流技巧，用碎布头练习难做的部位。陈、何、梁三位师傅也被工人们的劲头感动，传授技艺更加毫无保留。

李云龙几乎住在了厂里。他不懂技术，但他懂得鼓动士气，解决后勤问题。他让食堂想尽办法改善加班伙食，联系医院给工人们安排简单的体检，甚至亲自出面调解了一位女工因加班太多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支撑，让工人们感到“上面有领导重视，天塌不下来”。

第一批五百件夹克下线，经过三位香港师傅和程佩珊的严格检验，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七十，远未达到合同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五。问题主要集中在拉链不平、口袋歪斜、绗线不均匀。车间的气氛一度有些低落。

“哭什么？丧气什么？”李云龙在车间大会上吼道，“才第一批！发现问题就是好事！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下次就能做好！三位师傅，程副局长，你们带着骨干，把这些问题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搞清楚毛病出在哪儿，是手艺不行，还是机器不灵，还是工序安排不合理？搞清楚了，就改！缺什么，咱们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