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佩珊将伊万诺夫的提议和他的北京之行计划一并密报沈阳。她判断，苏联方面的压力正在以更“柔和”、更隐蔽的方式渗透，目标可能不仅限于朝鲜项目，也开始指向中国国内。

另一方面，朴成浩在程佩珊的鼓励下，开始将“玻璃走廊”的理念向其他朝方技术人员传播。他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技术原理研究小组”，利用资料室有限的资源，开始系统性地搜集、翻译和讨论那些外文技术资料中的基本原理和设计思路，而不只是寻找现成答案。程佩珊则将大连方面在消化波兰设备、进行“海鸥”研发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有选择地提供给他们，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习题”。一种超越具体项目、着眼于能力培养的隐性合作，在平壤悄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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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几乎同时收到了陈默从维也纳发回的警示报告、李云龙关于波兰设备初步运转和“海鸥三号”成功的汇报，以及程佩珊关于伊万诺夫新动向的报告。三条线上的信息，勾勒出一幅清晰而严峻的图景：**外部诱惑与压力同步升级，内部能力在挣扎中生长，但整体网络仍极度脆弱。**

维也纳的奥洛夫，无疑是克格勃或类似机构的触角，其目标直指中国工业核心情报和技术需求。波兰设备虽已启动，但远未形成可靠产能，且严重依赖外部技术支援。“海鸥”的进展鼓舞人心，但毕竟是小打小闹。平壤的“玻璃走廊”面临被苏联“技术援助”名义渗透的风险。

赵刚意识到，必须立刻构筑更坚固的“防火墙”，并调整策略重心。

他首先对维也纳线做出最终裁决：终止与奥洛夫的任何深入接触。指示陈默和汉斯·伯格，在下一轮会谈中，以“公司董事会鉴于当前国际商业风险，决定暂缓此类大宗易货业务”为由，婉拒奥洛夫的提议。但可以表示，对少数几样清单上“非敏感通用设备”仍有兴趣，建议通过“小额、单次、钱货两讫”的常规贸易方式进行，彻底剥离“技术交换”和“长期合作”的诱饵。这既能不完全断绝联系（保留一个观察窗口），又将风险控制在最低。

其次，他指示程佩珊：对伊万诺夫的技术援助提议，坚决而礼貌地拖延。 同时，要加强对朝方技术小组的引导，将研究重点更多放在基础原理和“为什么”上，减少对具体“怎么做”（尤其是涉及敏感技术路径）的讨论。在朝方内部，要更紧密地团结朴成浩等务实派，确保“玻璃走廊”的主动权。

第三，全力保障大连的“消化吸收”和“海鸥计划”。 赵刚协调各方资源，为大连增派更多技术骨干，并特批进口一批关键的检测仪器和特种钢材。他要求李云龙，必须尽快拿出波兰设备的完整修复、国产化替代和操作规程方案，并尝试用这些设备生产出第一批达到出口标准的专用纱线，与平壤项目对接，形成内部小循环。对于“海鸥三号”等自研设备，要求尽快完成稳定性测试，并开始规划小型生产线，争取实现小批量生产，用于试点车间和联营厂的改造。

“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是深挖洞、广积粮、筑牢墙的时候。”赵刚在给各线的密令中写道，“维也纳的诱惑是毒药，平壤的压力是试探，唯有大连的实干，才是我们真正的根基。把波兰设备吃透，把‘海鸥’的翅膀练硬，把我们的产品质量做到无可挑剔。只有这样，当外面的风浪更大时，我们才有站稳脚跟的本钱，也才有继续向外看的底气。”

他站在窗前，望着沈阳冬日灰蒙蒙的天空。他知道，短暂的“蜜月期”或许已经结束，更复杂的博弈和更隐蔽的封锁即将到来。但他也相信，经过这一年的艰难开拓，冰层之下，那几条细细的暖流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开始相互滋养，开始孕育抵御严寒的生命力。真正的破晓，或许还要经历更漫长的黑夜，但扎根于冻土之下的根系，正在黑暗中悄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