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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娃，起床了，吃完饭跟娘去地里。”马桂枝轻声唤着儿子。

“娘，今天能看到‘大炮’（孩子对拖拉机的称呼）吗？”狗娃揉着眼睛问。

“看运气吧，机械营的车这几天在咱们团东边干活呢。”

吃完饭，马桂枝给狗娃戴上一顶旧军帽改的小帽子，拎着水壶和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窝头和咸菜，还有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大连产的“大庆”牌奶糖，是丈夫去年立功的奖励，一直舍不得吃完），锁好门，牵着狗娃往连队的试验田走去。她没随大部队下大田，而是在连队技术员小张的安排下，负责照看一小块“工业原料试验田”，种的是从大连那边要来的“长绒棉”种子，还有一小畦“铁丰”大豆。

试验田的位置相对较好，靠近水源，土也肥些。地头插着木牌，上面写着作物名称和编号。马桂枝不懂那么多字，但她认得“棉”和“豆”。她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着这些庄稼：定时浇水（用扁担从附近的小水沟挑）、按小张说的法子间苗、拔草，还负责记录每天庄稼的长势——她不会写字，就用小张教的，画“正”字记浇水次数，用炭笔在硬纸板上画简单的图，叶子多了就多画几道，有虫眼了就画个小圈。

蹲在田埂上，马桂枝仔细看着那些棉花苗。它们比旁边大田的本地棉长得慢些，但茎秆更粗壮，叶子形状也有点不一样。小张说，这棉花以后出的绒长，织布更结实好看。她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子，但她相信“上边”让种，肯定有道理。她又去看那几垄大豆，豆苗绿油油的，叶片肥厚，看着就喜人。小张说，这些豆子含油高，以后能榨出更多油。想到油，马桂枝就想起家里那瓶见了底的豆油，心里盼着这些豆子真能多出点油。

“马大姐！”技术员小张骑着自行车过来，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他停下车，从兜里拿出几个小纸包，上面写着字。“这是孟教授让送来的，给咱们试验田追的肥。这包白的，是‘过磷酸钙’，撒在棉花和大豆根部旁边，浅埋。这包灰的，是‘草木灰’，也是好东西。具体方法我写在这张纸上了，您收好。”

马桂枝郑重地接过纸包和那张写着字的纸，她不识字，但知道这纸上写的是让庄稼长得更好的“法子”。小张又指着旁边一块单独圈出来、只有席子大小的地说：“这块地，施的是从咱们黑龙江边找到的那种‘石头粉’（指钾长石风化土），孟教授让对比看看效果。”

“石头粉也能肥地？”马桂枝好奇。

“孟教授说里面有好东西，试试看。”小张也很兴奋，“要是真管用，以后咱们说不定能自己找‘肥’！”

马桂枝看着手里这些不同寻常的“肥料”，再看看眼前绿意盎然的试验田，心里头一次对“种地”这件事，生出一种超越“糊口”之外的、模糊的期待。她不再仅仅是为了丈夫的口粮和连队的任务在劳作，她觉得自己好像也在参与一件挺重要的事，一件和遥远的“大连工厂”、“沈阳领导”都连着的事。这种参与感，让日复一日的辛苦，似乎也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中午，她带着狗娃在地头树荫下吃午饭。掰开窝头，抹上一点番茄酱，狗娃吃得津津有味。马桂枝把那张奶糖油纸剥开，将剩下的小半块糖塞进儿子嘴里。狗娃甜得眯起眼，含糊地问：“娘，咱家的地，以后也能天天吃糖吗？”

马桂枝望着阳光下油绿的庄稼，轻轻摸了摸儿子的头：“好好种地，听技术员的话，以后……兴许能。”

黑龙江省东部，一个紧邻着黑龙江、人口不过千余的边境小镇。镇子只有一条主街，街面是压实的土路，两边散落着供销社、邮局、粮站和几间民房。葛守田是镇供销社的主任，五十多岁，脸上刻着风霜，为人热心肠，镇里人都叫他“老葛头”。

供销社不大，三间门面，柜台是厚重的木料打的，玻璃柜台里陈列着有限的商品：肥皂、火柴、铅笔、笔记本、几种花色单调的棉布、暖水瓶、搪瓷缸子。后面的货架上堆着盐、糖（限量供应）、酱油醋和本地产的散装白酒。往常，这里总是冷冷清清，除了每月固定的票证兑换日，难得见到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