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赵文璟,则更令人意外和棘手。这位以刚直、清廉着称的老御史,在朝堂上曾第一个站出来附议萧烬,要求彻查先帝案。他的倒向,在当时对动摇中立官员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调查深入,顾临风和陆清然发现,赵文璟与柳弘集团之间,并非全无瓜葛。数年前,赵文璟一位颇为器重的门生,曾卷入一场科场舞弊风波,最后是柳弘暗中出力,将事情压了下去,保住了那门生的前程,也保住了赵文璟的清誉(至少表面如此)。此外,赵文璟的妻族中,有一支与柳家旁系有姻亲关系,且其妻弟曾通过柳弘的门路,做过几笔利润丰厚的官盐买卖。
这些“把柄”和“人情”,在柳弘权势熏天时,或许不算什么,赵文璟也一直与之保持着看似疏离、实则微妙的关系。但在柳弘倒台、彻底清算的背景下,这些就成了赵文璟无法洗脱的“污点”。他既恐惧被归为柳党余孽,身败名裂,又因自己曾在某些事情上“默许”或“受益”而内心备受煎熬,更怕牵扯出更多不堪的旧事。
因此,在审讯中,赵文璟表现得极为矛盾和痛苦。他时而激昂陈词,痛斥柳弘,表明自己与之划清界限的决心;时而又眼神闪躲,对某些细节问题含糊其辞,尤其涉及那位门生和妻弟之事时,更是支吾难言。他坚称自己对弑君案毫不知情,也否认与“蛛网”有关,但那种深入骨髓的、对自身“不干净”的恐惧,让他无法像温慎行那样“平静”地编织谎言,反而显得漏洞百出,更惹人怀疑。
顾临风敏锐地察觉到了赵文璟的这种心理状态。他没有像对待刘启山那样强攻,也没有像对待温慎行那样周旋,而是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将陆清然整理的、关于芸娘案和陆文渊案中,可能与都察院监察不力、或当年某些御史(包括赵文璟的下属)受到压力而未能深入追查的疑点,一条条摆在他面前。
“赵大人,”顾临风的声音在昏暗的牢房里显得格外清晰,“您素以刚直闻名,下官亦是敬佩。然,先帝被害,芸娘沉尸,陆文渊蒙冤流放失踪……这一桩桩,都发生在您监察百官的眼皮底下。即便您未直接参与,但这‘失察’之责,真的仅仅是‘失察’吗?还是说,有些眼睛,看到了不该看的,却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了闭上?”
赵文璟的脸色在火光下变得惨白,身体微微颤抖。他看着那些卷宗上冰冷的字句,仿佛看到了芸娘在枯井中腐烂的尸身,看到了陆文渊在流放路上可能遭遇的截杀,看到了自己当年因为门生之事,在收到某些关于柳家异常举动的风声时,那一声选择性的沉默……
“我……我……” 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巨大的道德负罪感和对身败名裂的恐惧,如同两座大山,将他挤压得几乎窒息。
就在顾临风以为即将取得突破时,赵文璟却猛地抱住了头,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柳弘的事,与我无关!陆文渊……我不认识他!你们……你们休想构陷于我!” 他竟在最后关头,又缩回了那坚硬的自我保护壳中,只是眼中那深刻的恐惧与挣扎,出卖了他内心的滔天巨浪。
审讯,陷入了僵局。
直到七日后,一份由温慎行亲笔书写、长达数万字、盖有其私印和血指模的《认罪伏法书》,被狱卒战战兢兢地呈到了顾临风案头。
顾临风展开这份沉甸甸的供状,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供状中,温慎行以极其详尽、甚至琐碎的笔触,“回忆”并“承认”了与柳弘交往的诸多细节。包括柳弘如何向其透露对先帝“日渐专断”的不满,如何暗示“需用些手段让陛下更听话”,他又是如何“糊涂”地默许,甚至在一些场合帮忙转圜、提供便利。他详细列举了数次柳弘通过他向太医院施压、干扰对丹药的严格查验;承认了自己在得知陆文渊可能掌握对柳弘不利的证据后,默许了刑部对陆文渊的构陷和快速结案;也供认了柳弘曾试图通过他,将“蛛网”的部分人员安插进一些不太重要的清水衙门,但他“出于谨慎”未敢答应……
供状写得情真意切,悔恨交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柳弘权势裹挟、步步深陷、最终无法自拔的悲剧角色。几乎承认了除直接动手弑君和掌控“蛛网”之外的所有次要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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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顾临风和随后被请来一同研读的陆清然,都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首先,供状对弑君核心——丹药下毒的具体操作、知情程度——依旧含糊。温慎行坚称自己“虽疑心丹药有异,但柳弘信誓旦旦仅为‘调理’,且太后亦默许,故未敢深究”,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其次,关于“蛛网”,他承认知晓其存在和部分恐怖能力(如“金蝉脱壳”),但坚称自己“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对其内部结构、据点、首领(“主人”)一概不知,并将柳弘试图安插人手的举动形容为柳弘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