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上，川岛芳子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戴着圆框眼镜，提着皮箱准备上船时，埋伏的队员突然冲了出来。她拔枪反抗，却被林焕芝一枪打穿了手腕。就在队员们要上前抓捕时，突然响起了警笛声——日军的巡逻队来了。川岛芳子趁机推开队员，跳进了海里，远处有一艘小汽艇接应，转眼就消失在了夜色中。队员们只缴获了她的皮箱，里面装着的情报分布图，已经被海水泡得有些模糊。

“虽未抓获川岛芳子，但白虎小组的主力被歼，情报网络未遭破坏。”令狐靖远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时，心里既有遗憾，也有欣慰。后来他们才知道，川岛芳子逃到了南京，计划重组白虎小组，但因为骨干成员大多被击毙，一时半会儿翻不起大浪。他安排山口惠子留在南京，密切关注她的动向，同时把缴获的情报分布图交给了重庆，让军统东北区及时调整了网络。

手记的第十五页，全是关于情报支援的记录。最厚的一叠，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会战的。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日军第11军调集10万兵力，兵分三路进攻长沙。他全程主导情报支援：“夜莺”传来日军的兵力调动情报，货郎特工送来粮草补给路线图，前线特工每天传回进攻进度。正是这些情报，让薛岳能及时调整战术，在长沙外围设下三道防线，最终击退了日军。会战结束后，薛岳专门发来一封电报，只有八个字：“情报决胜，感谢令狐。”

桂南会战更是让特别情报处一战成名。12月18日昆仑关总攻前一小时，“夜莺”传来紧急情报：日军第5师团因为假情报误导，把东侧兵力增至两个步兵大队，西侧的仙女山指挥部只留了一个步兵中队。他立刻把情报发往第5军，杜聿明当即下令，装甲部队集中火力进攻西侧，步兵部队佯攻东侧。总攻开始后，装甲部队突袭仙女山指挥部，摧毁了通讯站；紧接着，前线特工传来消息，中村正雄带着一个步兵大队回援，他又立刻把情报传递给杜聿明，让第5军设伏拦截。最终，中村正雄被击毙，日军指挥部陷入混乱，为昆仑关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20份情报报告，20份战役总结，15份被战区列为‘情报典范’。”令狐靖远看着日记里的统计数字，想起12月22日那天，昆仑关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据点里的队员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老郑还特意买了一瓶白酒，大家围坐在炭盆旁，举杯庆祝。那一刻，所有的辛苦和危险，都烟消云散了。

手记的第二十五页，是关于锄奸清产的记录。上面贴着一张名单，列着12个被狙杀的汉奸的名字：程海涛、尤菊荪、李士群……每个名字后面，都写着他们的罪行和被狙杀的时间地点。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狙杀伪粮食局长李士群的那次行动。这个汉奸不仅搜刮了大量粮食，还把粮食卖给日军，导致上海的很多平民吃不上饭。11月18日上午，林焕芝小组在霞飞路的拐角设伏，当李士群的轿车驶过的瞬间，队员们开枪射击，李士群当场毙命。行动结束后，有个老妇人拉着队员的手，哭着说：“谢谢你们，以后我的孙子终于能吃上饱饭了。”

除了锄奸，资产清查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截获了周佛海、江亢虎等汉奸的大量资产：黄金7000两、银元10万枚、珠宝800件。其中，5000两黄金被转运到了重庆国库，剩下的2000两和50万法币，被用来救济上海的平民。当看到平民们领到救济款时脸上的笑容，令狐靖远忽然觉得，这些资产清查的工作，比锄奸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清算了汉奸的罪行，还帮助了那些受苦的人。

“锄奸必清产，清产为抗战。”他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旁边贴着上海慈善会出具的发放证明，上面写着：“救济款及时缓解平民困境，彰显抗日军民同心。”

手记的最后几页，是关于协作的记录。1939年初，中统和军统的关系还很紧张，甚至有过互相拆台的事情。但随着清乡的开始，大家慢慢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抗日军。12月18日清乡开始后，特别情报处和中统的5处重叠据点交替启用，游击小组里军统和中统的队员一起埋地雷、炸运输车，王贵还协调法租界巡捕，拒绝日军进入法租界清乡。正是因为这种协作，清乡初期，日军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核心据点。

除了中统，他们还和中共建立了合作关系。12月27日，联合抓捕日军鼠疫计划残余人员的行动，就是和中共地下党一起完成的。他们抓获了两名日军军医，缴获了鼠疫杆菌培养皿残片，彻底根除了日军的鼠疫计划。行动结束后，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老周送来一封信，说：“感谢特别情报处的协作，抗日一家亲，以后还要继续合作。”

而上海区的转变，更是让他欣慰。从年初的纪律松散，到年底的考核优秀，王天木和队员们付出了很多努力。12月31日晚上，王天木来到同义里的据点，和他一起围炉守岁，说：“令狐处长，以前是我不对，以后上海区一定好好配合，一起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