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的身体开始颤抖，他盯着记录上的签名，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诺门罕战役的细菌战行动是他职业生涯的“荣耀”，但也是他最不愿公开的秘密——那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数千名苏蒙联军士兵和当地牧民因感染鼠疫死亡。

老周趁热打铁：“我们知道，你这次来上海，是为了执行‘寒梅作战’计划。三井农场的50桶鼠疫杆菌培养液，就是为这个计划准备的。现在，那些细菌桶已经被我们烧毁，你就算顽抗到底，也改变不了计划破产的事实。但如果你能如实交代，或许还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让世人知道你还有一丝良知。”

松井沉默了许久，双手抱头，发出痛苦的呻吟。他想起了落马坡的惨败，想起了被烧毁的细菌桶，想起了那些死于细菌战的无辜生命，内心的防线终于崩溃。他抬起头，眼中布满血丝，声音沙哑地说：“我说……我全都交代……”

接下来的两天，松井详细供述了“寒梅作战”计划的全部内容。他交代，731部队与76号合作，在上海设立细菌武器试验点，抓捕了200余名无辜市民作为“试验品”，测试鼠疫杆菌的感染力。而“寒梅作战”的核心，是在日军冬季“扫荡”期间，由“黑蝎小组”配合前线部队，向苏南、皖南抗日根据地的水源地投放鼠疫杆菌，预计将造成10万军民感染，从而瓦解抗日根据地的抵抗力量。

“我们计划在12月5日，趁着大雪封山，水源结冰，将鼠疫杆菌制成的冰砖投入河流和水井中。等冰雪融化，细菌就会扩散，到时候，整个根据地都会变成疫区……”松井的供述让在场的审讯人员无不震怒，老周紧紧攥着拳头，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松井还交代了731部队在华的其他细菌战计划，包括在浙江、湖南等地的细菌战行动，以及与汪伪政权的勾结细节。老杨将他的供述一一记录下来，形成了一份完整的供词。

审讯结束后，老周立即将松井的供词通过地下交通线发往上海。令狐靖远收到供词后，连夜组织技术组和地下印刷所的工作人员，将供词整理成《731部队上海细菌战罪证》小册子。小册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松井的详细供词，附上手印；第二部分是物证照片，包括三井农场的平面图、细菌桶残骸的照片、松井与731部队官员的合影；第三部分是受害者名单，记录了被抓捕的200余名“试验品”的姓名和籍贯。

为了让小册子更具冲击力，令狐靖远还特意让技术组将松井的供词翻译成英文，方便向国际社会传播。印刷工作在秘密进行，地下印刷所的工人们日夜不休，油墨的味道弥漫在房间里，他们知道，这本小册子承载着无数无辜生命的冤屈，是揭露日军罪行的重要武器。

11月25日清晨，第一批小册子印刷完成，共计5000册。令狐靖远与老周约定，由军统和中共地下党共同负责散发：军统特工伪装成报童、小贩，在公共租界、法租界的街头巷尾散发；中共地下党则组织学生、工人，将小册子贴在日伪机关的门口、电线杆上，甚至偷偷放进日军的军营和76号的办公场所。

清晨的上海，街头渐渐热闹起来。报童们一边叫卖，一边将小册子塞给行人；小贩们在摊位上摆放着小册子，供顾客免费取阅。市民们看到小册子的内容后，无不愤怒。一位白发老人看着受害者名单，眼泪直流：“我的儿子就是在沪西失踪的，原来他是被这些恶魔抓去做试验了！”几名工人拿着小册子，冲到日伪警察局门口，高呼“打倒细菌战恶魔”“日军滚出中国”的口号。

日伪当局得知后，立即下令销毁小册子。76号特工和日军宪兵涌上街头，抢夺、焚烧小册子，逮捕散发小册子的市民。但这已经无济于事，小册子已经在上海广泛传播，甚至有市民将小册子藏在身上，躲过检查，继续传递。更有甚者，一些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传教士，将小册子带回教堂，翻译成多种语言，通过外交渠道送往国外。

上海的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霍尔多·汉森也拿到了一本小册子。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记者，一直关注着日军在华的暴行。看到小册子上的内容后，他震惊不已，立即前往公共租界，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令狐靖远，希望能获取更多证据。

令狐靖远考虑到霍尔多·汉森的国际影响力，决定与他见面。双方在一家隐蔽的咖啡馆见面，令狐靖远向他提供了更多松井供词的细节，以及三井农场“试验品”的埋葬地点照片。霍尔多·汉森认真记录着，眼中充满了愤怒：“日军的这种行为是反人类的，我一定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罪行。”

11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霍尔多·汉森的报道——《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报道详细披露了“寒梅作战”计划、三井农场的细菌试验、松井的供词等内容，附上了细菌桶残骸和受害者名单的照片。报道一经发表，立即引发国际舆论哗然。美国政府率先发表声明，谴责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行为，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英国、法国等国也纷纷表态，要求日本停止细菌战行动，接受国际社会的调查；国际红十字会更是向日本发出照会，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试验品”，查明细菌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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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否认在华使用细菌武器，声称小册子和报道是“抗日力量编造的谎言”。但他们的否认苍白无力，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包括一些逃离的“试验品”的证词、日军细菌战基地的卫星照片等，让日本政府陷入了舆论困境。

与此同时，被关押在茅山根据地的松井一郎，在得知自己的供词引发了如此大的反响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看着窗外的山林，想起了自己参与的一场场细菌战，想起了那些因他而死的无辜生命，内心充满了愧疚与悔恨。他向看守提出，想要写一份忏悔书。

老周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了他纸和笔。松井坐在木桌前，颤抖着写下了忏悔书：“我是松井一郎，曾是731部队的细菌战专家。我参与了诺门罕战役的细菌战，参与了上海的‘寒梅作战’计划，亲手制造了无数的杀戮与苦难。我知道，我的罪行罄竹难书，是人类的耻辱。我对不起那些死于细菌战的无辜百姓，对不起被我当作‘试验品’的同胞，对不起所有被战争伤害的人。愿我的供词，能让世人看清日军的残暴；愿我的忏悔，能为我赎罪；愿战争早日结束，世界重归和平。”

写完忏悔书后，松井将笔扔在桌上，泪水夺眶而出。这份忏悔书后来被送到了令狐靖远手中，令狐靖远将其与松井的供词、小册子一起，整理成完整的罪证，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重庆，最终被收录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集》，成为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