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七点，天渐渐亮了，寒雾却丝毫未散，反而愈发浓重，能见度不足十米。钟表店后门悄悄打开，几名身着便装的督察科特工陆续进入，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摞厚厚的档案，档案袋上贴着红色的“督察密件”标签。办公室里，令狐靖远正逐一翻阅特工档案，每一份档案都详细记录着特工的出身、入职时间、执行任务记录、与外界联络情况，甚至还有日常言行的观察记录——这是他多年来坚持的督察习惯，唯有对麾下人员了如指掌，才能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

“处座，西区外勤组有三名特工立场报备表存在异常。”一名督察科科员拿着三份表格走过来，低声汇报，“这三人去年下半年曾多次协助中共地下党传递物资，此次报备表中对皖南事变的看法一栏，均写‘静待上峰指示’，字迹潦草，态度含糊，与往日报备风格不符。”

令狐靖远接过表格，仔细翻看，指尖划过表格上的签名，眼神愈发凝重。“通知这三人立刻到据点来，我亲自约谈。”他放下表格，语气平静却带着威严，“让其他人继续排查，重点关注有过国共协作经历的特工，务必摸清每个人的真实立场。”

上午九点，三名特工陆续抵达据点，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房间等候。令狐靖远先召见了外勤组组长老顾，老顾跟随他多年，曾多次参与抗日锄奸行动，战功赫赫，去年下半年确实多次负责与中共地下党的物资交接工作。

走进约谈室，老顾显得有些局促，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神躲闪，不敢直视令狐靖远。房间里只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令狐靖远坐在老顾对面，没有直接发问，只是缓缓拿出老顾的督察档案，一页一页翻看，翻页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良久，他抬头看向老顾，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老顾，你跟随我五年，从南京到上海，大小任务执行过几十次，出生入死，从无二话，我信你对国家、对校长的忠诚。”

老顾身子一震，眼眶微微泛红，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皖南的事，你心里有想法，我能理解，”令狐靖远继续道，“去年我们与中共地下党协作，共同打击日伪，那些日子的情分是真的，看到如今兵戎相见，心里不好受，也是人之常情。但你要记住，我们是军人，是校长麾下的督察人员，首要职责是坚守抗日立场，服从上峰指令，绝不能因个人情绪动摇立场，更不能私下议论党派纷争，给敌特可乘之机。”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上海的局势有多危险，你比谁都清楚，76号的人盯着我们，日军的巡逻队遍布租界，我们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此刻，稳住立场，守住情报网络，就是对抗日最大的贡献。你能明白吗？”

老顾抬起头，眼里的犹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坚定，他猛地站起身，挺直腰板：“处座，我明白了！是我糊涂，不该被个人情绪左右。我对校长、对国家绝无二心，今后一定严格遵守纪律，绝不私下议论，全力配合督察工作，坚守岗位，对抗日寇！”

令狐靖远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赞许：“好，我信你。回去后，好好安抚组里的弟兄，传达清楚上峰的指示，有任何情况及时上报。记住，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抗日的初心不能变，服从督察的纪律不能破。”

“是！”老顾用力点头，转身大步离去，脚步比来时沉稳了许多。

接下来约谈的两名特工，虽有抵触情绪，但在令狐靖远的耐心劝导与严肃警示下，也逐渐认清立场，表态会严格遵守纪律，服从督察安排。直到中午十一点，三轮约谈全部结束，令狐靖远才松了口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立场排查的首轮工作算是稳住了，这是当前最关键的一步，只要内部不乱，就能从容应对后续的各种变数。

可就在这时，马河图急匆匆闯进来，脸色凝重：“处座，不好了！日军巡逻队突然加大了对公共租界边缘区域的巡查力度，我们设在威海路的外围联络点刚刚发来消息，日军已经封锁了路口，正在逐户盘查，说是‘搜捕可疑分子’，恐怕是想趁皖南事变的机会，趁机打压我们的力量！”

令狐靖远眼神一沉，立刻起身：“日军动作倒是快，摆明了想浑水摸鱼。通知威海路联络点，立即销毁所有机密文件，人员全部伪装成普通商户，按预设方案应对盘查，绝不能暴露身份。另外，让行动组全员待命，随时准备接应，若日军强行搜查，以‘商户纠纷’为由周旋，尽量避免正面冲突——此刻我们不宜树敌过多，首要任务是保住情报网络。”

“明白！”马河图应声而去。

令狐靖远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看向窗外。寒雾依旧浓重，隐约能看到远处日军士兵的身影，他们穿着黄色军装，端着步枪，在路口来回踱步，神色警惕，偶尔拦下路过的行人盘问，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他心里清楚，皖南事变的爆发，给了日伪可乘之机，接下来的日子，上海的抗日工作只会更加艰难，他身上的督察职责也会更重——既要盯着前线的动向，又要守着后方的纪律，还要应对日伪的步步紧逼，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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