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省经济厅的接待很客气，但态度很明确：“秦主任，这家德企是我们省的重点外资项目，投资二十亿欧元，解决就业三千人。省领导很重视。”

“我们不是要关停它，是依法检查。”秦赐出示了工信部的协调函，“如果没问题，正好还它一个清白。”

检查进行得并不顺利。企业很配合，但提供的都是表面资料。真正的技术数据、财务流水、境外传输记录，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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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赐早有准备。他让周影团队从外围切入，分析该企业的网络流量特征。同时协调海关，调取该企业近三年的进出口数据。

三天后，异常出现了。

该企业每月定期向德国总部传输大量数据，名义是“技术交流”，但数据包大小异常，远超正常技术文档的体积。更可疑的是，传输时间都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且使用了非标准的加密协议。

“这是典型的数据外传特征。”周影在电话里说，“但光有流量特征还不够，需要内容证据。”

突破口来自海关。数据显示，该企业近三年进口了大量“实验耗材”，但出口的成品电池数量，与耗材消耗量严重不匹配。差额部分，价值约三亿元人民币的原材料，去向不明。

秦赐约谈了企业中方副总。对方起初咬定是“生产损耗”，但在详实的海关数据面前，终于松口：“有一部分……是用于德国总部的研发实验。这是技术合作的一部分。”

“合作协议呢？”

“是……是口头协议。”

秦赐把情况通报给辽东省经济厅。这次，对方的态度变了。

“秦主任，我们会严肃处理。”

联合调查组很快成立。在税务部门的配合下，查实该企业通过“技术咨询费”名义，三年间向境外转移利润八亿元，涉嫌逃税一点二亿元。而在国安部门的介入下，进一步发现该企业违规收集了七家国内电池企业的技术数据，打包传回德国。

案件曝光后，舆论哗然。原先持观望态度的部委，纷纷表态“支持依法查处”“维护产业安全”。工信部更是以此案为契机，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电池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