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我不再急于表达那些“超前”观点，而是认真听讲、做笔记，遇到不懂的理论就向陈教授请教。小组讨论时，我更多是倾听，只有当话题涉及具体实践时，才会谨慎地分享一些平遥牛肉试点的做法。

课余时间，我主动约同学出去“搓一顿”。

党校附近有几家老字号小馆子，价格实惠，味道地道。我凭借前世的美食记忆和这四年在山西的见识，总能点出几道让人惊艳的菜。

第一个周末，我请了马副书记和另外两位同学去“晋阳春”。

这是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老店，门脸不大，但食客盈门。四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熟门熟路地点菜：“一份过油肉，一份阳春三蒸，一份香酥鸭，再加个酸汤鱼锅。马书记，您看还要加点什么？”

“够了够了。”马副书记摆摆手，“咱们四个人，四个菜正好。”

等菜的时候，我自然地引出话题：“这家店的过油肉是招牌，用的肉是吕梁黑猪肉，肉质紧实。不过我发现，同样都是黑猪肉，吕梁山区放养的和汾河谷地圈养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哦？怎么不一样？”来自吕梁的马副书记来了兴趣。

“山区放养的猪，运动量大，脂肪层薄但均匀，肉有嚼劲，带点野味。”我说，“平川圈养的，肥肉多些，更香糯。所以做菜时，前者适合快火爆炒，后者适合慢火炖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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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在理！”同桌的商业厅赵处长点头，“我们厅里搞副食供应调研时，也发现这个问题。但现在统一收购、统一屠宰，很难区分开来。”

“其实可以尝试分级。”我顺势说，“就像平遥牛肉，我们按饲养时间、肉质等级分了三级，价格不同，满足不同需求。群众反响不错。”

“这个思路好。”马副书记若有所思，“我们吕梁的红枣，其实也可以分级。大枣、小枣、鲜枣、干枣，现在都是一口价，农民没积极性。”

一顿饭下来，气氛融洽，话题从美食延伸到特产，再到地方经济，自然而深入。

接下来的几周，我用这种方式，几乎把班里的同学都请了一遍。每次聚餐，我都不谈大道理，只聊具体的、接地气的东西：哪里的陈醋最醇厚，汾酒怎么品鉴，平遥牛肉的二十四道工序，山西面食的七十二种花样……

在这些看似随意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各个地市的实际情况：晋北缺水，晋南地少，晋东有煤但运输不便，晋西革命老区基础薄弱。我也摸清了一些同学的性格和思路：谁保守，谁开明，谁务实，谁教条。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美食社交”，我建立了初步的人脉网络。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各地骨干，未来很可能走上更重要岗位。现在结下的交情，将来可能就是合作的契机。

这是我重生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改变世界”，不用提心吊胆怕“踩红线”，只需要做一个认真的学生，一个真诚的朋友。

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节奏：早上六点起床跑步，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下午讨论，晚上自习或聚餐。规律、充实、平静。

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六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刚和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回来，宿舍管理员就喊：“203韩浩，电话！”

电话是王教授从韩家村打来的，声音焦急：“小韩，出事了！今年夏雨到现在都没下，试验田这边已经开始受影响。我看了气象资料，这是典型的‘伏旱’征兆，普通农田受灾会更严重！”

我心里一沉。

伏旱——这个词我太熟悉了。作为正宗的山西本地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过。

“王教授，您别急，我马上回来！”我放下电话，立即打给赵经理。

半小时后，茶煮匠太原办事处派来一辆老式吉普车。我跟党校请了假，连夜往韩家村赶。

吉普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车灯照亮前方飞扬的尘土。我看着窗外，夜色中的田野一片寂静，但空气中弥漫着燥热。已经六月下旬了，按说该下几场透雨了，可天上连片云都没有。

凌晨两点，车终于开进韩家村。

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狗吠。我没回家，直接去了试验田。

月光下，王教授和两个农技员正在田埂上打着手电筒查看。见我来了，王教授快步迎上来：“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