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愈演愈烈，会议陷入了僵局。有的代表坚持“数据本地化”，有的代表主张“完全共享”，还有的代表提出“部分共享、部分封闭”，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部门负责人多次试图调和，却始终无法打破僵局，只能看向林薇，希望中心能提出一个可行的初步框架。
林薇深吸一口气，缓缓站起身，语气平和却坚定地说道：“各位代表，大家的诉求，我们都能理解。发展中国家担心数据外流、工艺被山寨，是为了保护自身的文化权益；欧洲国家主张数据共享，是为了推动非遗创新与共同保护，两者的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非遗。基于此，我们中心提出一个初步的框架，供大家参考——数据归属权优先归发源地，使用权可协商，收益权归匠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林薇继续解释道：“首先，数据所有权，明确归非遗发源地的国家、匠人或相关机构所有，这是对发源地文化权益的尊重，也是解决争议的基础；其次，数据使用权，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数据的类型、用途，由发源地与中心、其他国家协商确定，比如宗教类、核心技艺类数据，可限制使用权，仅用于本土保护，而普通的工艺展示、传承故事类数据，可协商开放，用于跨项目参考和研究；最后，数据收益权，明确归匠人所有，无论数据被用于何种商业用途，产生的收益，都要按协议支付给相关匠人，保障匠人的合法权益。”
林薇的初步框架，得到了肯尼亚、暹国等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初步认可。卡玛通过视频，语气缓和地说道：“这个框架，尊重了我们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也考虑到了我们的顾虑，我们愿意进一步探讨。”暹国寺庙代表也点了点头：“如果能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寺庙，收益权归匠人，我们可以考虑协商数据的使用权。”
可这个框架，却遭到了欧洲国家代表的反对。法国非遗机构负责人说道：“这个框架，过度限制了数据的使用权，不利于全球非遗的创新与交流。如果每一项数据的使用权，都需要反复协商，会大大降低效率，也会阻碍技术创新。我们主张，除了少数核心宗教、技艺数据，大部分非遗数据，都应实现自由共享，无需过度限制。”
意大利代表也补充道：“如果使用权受限，全球传承人无法自由参考学习，非遗的创新就会陷入停滞，这与‘共同保护’的初衷不符。我们认为，应放宽使用权的限制，重点保障所有权和收益权，这样才能兼顾各方需求。”
由于欧洲国家的坚决反对，林薇提出的初步框架，未能达成共识。会议继续进行，各方代表反复争论、协商，却始终无法找到平衡点。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部门负责人只能宣布，会议暂时休会，各方回去后，进一步梳理诉求，由非遗智能保护中心结合各方意见，优化框架，后续再召开第二次多方会议，继续协商。
第一次多方会议，虽然未能达成共识，却让各方清晰地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也为后续的协商，奠定了基础。会议结束后，林薇团队立刻召开复盘会议，梳理会议中的分歧点，探讨优化框架的思路。“欧洲国家的核心诉求，是放宽数据使用权，推动创新；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诉求，是保障所有权和收益权，防止数据外流。”林默说道，“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让发展中国家放心，又能满足欧洲国家的创新需求。”
就在大家陷入沉思时，林默突然想到了中国东阳木雕的数据管理案例，眼睛一亮：“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分享中国东阳木雕的数据管理案例，这个案例，既保障了匠人的权益，又实现了有限度的共享，或许能为各方提供参考。”
随后，林默通过视频连线，邀请张师傅参与复盘会议，详细分享了东阳木雕的数据管理模式。张师傅笑着说道：“我们东阳木雕的工艺数据，比如我自己的‘八仙过海工艺数据’，所有权明确归我所有。非遗智能保护中心，仅获得了‘非商业使用权’，用于国内木雕的保护、传承和技术研发，比如通过AI系统，帮助年轻学徒学习这门工艺。如果有企业想要使用我的工艺数据，开发文创产品等商业项目，必须与我签订授权协议，支付相应的授权费，收益全部归我所有。”
张师傅继续补充道：“另外，我们的木雕数据，全部存储在中国国内的非遗数据库，实现本地化存储，防止数据外流。但对于一些经审核的海外研究机构、非遗保护机构，我们会开放‘加密访问权限’，允许他们查阅数据，用于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但禁止用于商业用途，也禁止复制、传播数据。这样一来，既保障了我们的权益，又实现了有限度的共享，兼顾了传承与交流。”
张师傅的分享，让团队成员们眼前一亮。林薇立刻说道：“这个案例非常好！既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数据本地化、权益保障’的顾虑，又满足了‘有限共享、推动交流’的需求，正好可以作为优化框架的参考。我们可以将这个案例，分享给所有参会国家，让大家参考借鉴。”
随后，林默将中国东阳木雕的数据管理案例，整理成详细的资料，发送给了所有参会国家的代表。不出所料，这个案例得到了肯尼亚、暹国等发展中国家代表的高度认可。肯尼亚非遗机构代表，特意给林薇发来消息：“张师傅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兼顾权益与共享的可能。如果能按照这个模式，保障我们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同时实现有限度的共享，我们可以考虑放宽数据的使用限制，不再坚持‘完全不纳入全球数据库’。”
暹国寺庙代表也表示：“这个案例，尊重了匠人的权益，也考虑到了文化保护的需求。我们愿意参考这个模式，协商皮影戏数据的使用权，允许经审核的机构，用于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虽然欧洲国家代表，对这个案例仍有顾虑，认为“加密访问、限制商业用途”，还是会影响数据的共享效率，但也承认，这个案例为解决争议，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不再像之前那样坚决反对。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为后续的框架优化和会议协商，注入了新的希望。
在推动各方沟通、分享中国案例的同时，中心法律顾问李律师，也在全力以赴，梳理全球非遗数据权益的法律框架。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贴合各方需求的法律文本，李律师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熬夜研究了10个参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非遗保护相关法律，以及联合国非遗公约的相关规定，重点梳理了各国对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法律界定，寻找其中的共性与差异。
那段时间，李律师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桌上堆满了厚厚的法律书籍、政策文件和调研资料，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笔记和修改意见。他不仅要考虑法律的严谨性，还要兼顾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利益诉求，确保制定出的草案，既能得到各方认可，又能切实保障匠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全球非遗数据的规范管理。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李律师终于起草完成了《全球非遗数据权益草案》。草案中，明确界定了“三权”的归属与规范：一是数据所有权，明确归非遗发源地的匠人或相关机构所有，国家层面可对数据进行监管，保障数据的安全与文化主权；二是数据使用权，采用“分类管理”模式，核心技艺、宗教相关数据，使用权由匠人或机构自主决定，可限制跨项目参考和商业使用；普通展示、传承类数据，可协商开放，用于学术研究、非遗保护和跨项目参考，但需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使用范围和要求；三是数据收益权，明确规定，无论数据被用于何种商业用途，产生的收益，扣除必要的技术服务费用后，全部归相关匠人所有，中心仅作为技术服务方，不参与收益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