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头子，还有儿子、女儿，原来……都是轻机械厂的。

老头子和我是一建厂就在的老工人了，儿子女儿是八十年代从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回来的。我们一家四口，都是厂里的人。”

她的声音里，回忆起往昔，有了一丝微弱的光彩，但随即又被更深的黑暗吞没：

“那时候多好啊……厂子就是家，大家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想着怎么把生产搞好，把质量提上去，给国家多做贡献。

我们铆足了劲，舍小家，顾大家，觉得厂子好了，我们这个小家自然就好了。儿子女儿也听话，一门心思学技术，搞革新……”

“可谁想到……九零年，厂子说不行就不行了。”老妇人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划过沟壑纵横的脸颊，

“厂领导突然开大会，说什么经营困难，现在是市场经济，国营企业也要‘自负盈亏’，政府财政不兜底了。还要‘转制’，把厂子卖给回国投资的‘爱国华侨’。”

她脸上露出一种极致的困惑和痛苦：

“我们这些工人，一辈子跟机器、跟技术打交道，哪里懂这些弯弯绕绕？

就听见领导在台上讲，台下乱哄哄的。最后……我们全家，就被稀里糊涂地……‘下岗’了。”

“下岗”两个字，她说得极其艰难，仿佛有千斤重。

“每个月，厂里就给发五十块钱，说是‘生活费’。

书记，您说，现在这年头，五十块钱能顶什么用啊？连吃饭都不够！

老头子这一躺下，每个月的药钱就要好几百！

九零年以前，这些医药费厂里是能报销大部分的，可现在……厂子早‘转制’了，

不是国营的了，我们去问，去求，人家就说：‘有事找政府去，我们现在是私营企业，不养闲人’……”

老妇人泣不成声，瘦弱的肩膀剧烈耸动。

祁同伟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双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却微微有些发白。他轻声问：“那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孩子们呢？”

“孩子们……”老妇人用袖子胡乱抹了把脸，泪水却更多了，

“儿子……去了东莞，进电子厂打工。

上次打电话回来，说一天只能睡四个钟头，站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中间只有一次上厕所的时间，吃饭控制在十分钟……他说，活得……活得还不如个畜生……”

她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道：

“女儿……女儿也出去打工了，倒是……倒是时不时寄点钱回来。

可她每次回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穿金戴银……我们老两口……心里都清楚，

她一个没文化没技术的女娃，在南方那种地方，能做什么正经工作赚那么多钱？

可我们……不敢问，也不敢想……说来说去，都是我们老两口没本事，拖累了孩子……”

最后，老妇人抬起头，用那双被泪水浸泡得红肿、却依然残留着一丝属于工人阶级质朴困惑的眼睛，望着祁同伟，仿佛在问天，也仿佛在问眼前这位“大官”：

“书记，我就想不明白了……

以前多好啊，有鞍钢宪法，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大家把厂子当自己家，厂子也把我们工人当子女一样照顾。那时候，干活有劲头，生活有奔头，走出去有尊严！

怎么现在……世道就变成这样了呢？”

她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无尽的心酸和迷茫：

“我们这些工人，还有活路吗？不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工人和农民，是主人吗？我们的主人翁地位……去哪儿了？”

这番话，像一把生锈的钝锯，在祁同伟的心上来回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