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很苛刻，地点也很敏感（冲绳当时由美国管辖）。”霍启明将情况报告赵刚，“但发动机型号和状态信息看起来是真实的。丰隆商行的人假装感兴趣，提出可以派‘工程师’去那霸看货，但要求对方提供更详细的大修记录和试车报告。”

赵刚仔细研究了“Series 71”柴油机的技术资料。这种发动机虽然老旧，但结构相对简单，维修资料在国际上流传较广，国内也有零星引进用于矿山，部分技术人员有所了解。如果真能搞到几台，的确能解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实物进行测绘、研究和仿制摸索。

他最终拍板：同意进行到现场查验这一步。 指示霍启明，通过丰隆商行，雇佣一名持有加拿大护照、有机械工程背景的香港华人工程师，以“丰隆商行技术顾问”身份前往那霸。查验只确认发动机是否存在、外观是否与照片相符、能否手动盘动、有无明显破损或严重腐蚀。不进行启动测试，不讨论价格和交易细节，看完即走。查验费用由我方通过秘密渠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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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赵刚加紧了另一条线的部署。他让李云龙通过大连本地的侨胞关系，联系上了一家日本神户的小型船舶拆解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处理日本退役的民用船只，经常有一些拆下来的旧发动机出售，虽然也多是战前或战时产品，但至少来源是日本民用，政治敏感度低一些，运输路径也更短（可从日本直接运到大连，借口是“废旧金属”）。李云龙立刻派人（以地方国营贸易公司名义）去接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货。

平壤，程佩珊从朴成浩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传闻：苏联方面似乎在向朝方施加压力，要求“更严格地审核”与中方技术合作项目中“可能涉及技术转移的环节”，特别是那些“未经社会主义阵营普遍验证的技术路径”。虽然没有明指清津厂的“TC-1”系统，但针对性很明显。

与此同时，伊万诺夫结束北京的“交流”返回平壤，在与朝方官员的谈话中，似乎“无意间”提到，中国国内一些地区“存在与西方势力进行不正当经济接触的苗头”，提醒朝方“在与中方合作中，要保持警惕，维护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纯洁性”。

程佩珊立刻将这两条信息联系起来，心中警铃大作。苏联人显然已经察觉到了中国方面多渠道寻求技术突破的动向，并且开始在多条战线施加压力，试图阻挠。伊万诺夫北京之行带回的，很可能不仅仅是“交流经验”。她担心，这种压力可能会影响到平壤项目的顺利进行，甚至可能波及到大连。

她将情况密报赵刚，并建议：在平壤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与朝方技术人员的私下情感联络和技术交流，巩固信任；对苏联的压力，采取“虚心听取、坚决拖延、实际工作照常进行”的策略；同时，提请国内注意，其他渠道的活动可能需要更加隐蔽。

程佩珊的担忧并非多余。几乎在她发回报告的同时，大连方面通过日本神户拆船公司联系旧发动机的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也被苏联驻大连领事馆的商务官员“偶然”问及。对方以“关心地方工业发展”为名，询问大连“是否在寻求日本方面的船舶设备技术”。

消息反馈到李云龙和赵刚那里，两人都惊出一身冷汗。苏联人的耳目，比想象的更灵通！这进一步印证了程佩珊的判断，也凸显了在多条战线同时运作时，保密和风险隔离的极端重要性。

冰层之下的暖流网络，在尝试引入大洋彼岸旧引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北方更刺骨的寒意和无处不在的监视。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次接触都可能暴露在聚光灯下。赵刚知道，必须加快步伐，同时也要准备好，应对可能来自任何方向的、更激烈的阻挠与风暴。那几台或许能成为“心脏”的旧柴油机，能否安全抵达大连，不仅是一场商业和技术的考验，更是一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声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