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落”，被朴成浩私下称为“我们的技术图书馆”。它不挂牌，不张扬，却旨在成为一颗扎根于朝方土壤、相对独立于外界干扰的“知识种子”。

霍启明遇到了意料之中却又颇为棘手的障碍。那几家表示兴趣的西欧公司，在收到精心准备的样品和文件后，提出了下一步要求：派员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生产企业进行实地“验厂”，重点考察生产环境、质量控制流程、设备状况以及劳工条件。

“这是国际商贸的惯例，尤其是对来自……新供应商的产品。”瑞士合作伙伴在电话里委婉地解释，“他们需要确认产品的生产背景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以规避风险。”

霍启明理解对方的顾虑，但这对于大连的工厂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风险。让外国人员进入工厂，哪怕只是轻工车间，也可能暴露更多信息，甚至引发不必要的政治联想。而且，以当时国内工厂的普遍条件（即使是相对较好的大连试点），能否通过严格的“验厂”也是未知数。

他立刻将情况详细报告赵刚，并提出两个备选方案：一是寻找愿意出具“验厂”报告的、信誉良好的香港或东南亚第三方认证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标准较宽松，且更熟悉亚洲情况）；二是尝试与西欧客户协商，接受由中方提供经过公证的工厂照片、视频、管理制度文件以及当地（市级）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替代实地验厂。

与此同时，他通过日本贸易商朋友，获得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东京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船舶设计事务所，保存着一批战前和战后初期为日本中小船厂设计的各种货轮、渔轮、拖轮的原始图纸和计算书，由于事务所关闭，这些资料正在寻找买家。其中不乏一些设计成熟、适合东亚海况的船型图纸。

霍启明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旧图纸，对于正在蹒跚学步的大连船舶设计力量而言，其参考价值可能不亚于一台旧机床！图纸背后蕴含的设计思想、结构处理、设备选型经验，是哈工大于学舟团队急需的“他山之石”。他立刻着手调查这批图纸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获取可能性，并再次密报沈阳。

赵刚案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着霍启明关于西欧“验厂”和日本旧图纸的报告，另一边放着陈默从维也纳发回的、关于米哈伊尔索取收音机核心技术的密报，以及大连“辽渔”首航成功和齿轮试验通过的好消息。

机遇与风险，诱惑与陷阱，从未如此交织在一起。

他首先对“验厂”问题做出指示：**原则同意探索由香港或东南亚第三方机构进行“间接验厂”的可能性，但必须对验厂范围、询问内容、接触人员有严格的事先约定和全程陪同监督。同时，责成大连方面，立即对照国际一般标准，对相关出口产品生产车间的环境、管理、记录进行一轮自我检查和必要改善，哪怕只是表面文章，也要做足准备。** 目的是既要抓住进入西欧市场的微小可能，又要将风险和信息暴露控制在最低。

对于日本旧图纸，他批示：“可尝试通过商业途径购买，但需严格审查内容，避免涉及敏感军事或过于陈旧的船型。重点获取其总体设计思路、结构计算方法和设备配置逻辑。此事由哈工大于学舟团队提出具体需求清单，霍启明渠道负责执行。” 这是用宝贵的外汇，去购买“知识”和“经验”，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引进”。

对于米哈伊尔的技术索取，他的回复斩钉截铁：“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核心技术或元件样品提供。可适当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过时的外围技术资料作为敷衍。谈判重点仍应集中于实物设备交换，并开始试探其关于西欧渠道的‘便利’具体指什么，要求提供实例，但绝不做出实质性承诺。” 他深知，底线一旦退让，将后患无穷。

最后，他综合各线进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更具联动性的构想：“大连船舶工业的初步突破（齿轮、首航），与食品加工能力的提升（渔获深加工），应形成合力。可考虑设计建造一型小型、多功能、适合远洋作业的‘渔业加工母船’，兼具捕捞、冷藏、初级加工（生产鱼糜、鱼粉、鱼油）功能，甚至可以作为移动的‘海上食品厂’，直接为远洋船队提供支持，并作为深海勘探和未来海洋开发的试验平台。此构想可由哈工大、大连造船厂、食品研究所联合论证，所需的技术难点（如船体稳定、动力配置、加工设备集成、海上作业管理），正好可以作为与东欧（特别是波兰、东德）进行下一轮易货贸易时，索取相关技术和设备支持的‘需求依据’。”

这个构想，将船舶、食品、机械、外贸几条线巧妙地拧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具雄心和实用价值的目标。它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尝试将各个刚刚开始独立转动的齿轮——大连的工业齿轮、平壤的知识齿轮、香港的信息齿轮、乃至从维也纳换来的钢铁齿轮——初步咬合在一起，试图驱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系统，向更深蓝的海洋，发出虽然生涩却坚定的探索之音。

春潮之下，暗流涌动，新的齿轮正在嵌入，更宏大也更艰难的传动，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