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议会，而是杨广进行政治探索的一种尝试。由地方官府主导，在城中遴选部分德高望重的长者、各行各业的行首代表（如工匠、商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部分有声誉的寒门士子，组成“民议堂”。他们并无决策之权，地方政务仍由朝廷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民议堂”有权对地方的赋税征收、徭役摊派、公共工程（如水利、道路修缮）、市场管理乃至官员风评等事务，提出建议、进行评议和监督。

虽然权力有限，且成员遴选仍受官府掌控，但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首次让“民”的意见，能够通过一个常设的、半官方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治理。这极大地激发了试点地区民众，尤其是那些被排除在传统门阀政治之外的群体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再仅仅是完粮纳税的被动顺民，而是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的一部分。

为了将《民权论》的思想和朝廷的新政理念传播至更底层的百姓，杨广更是下令推动“教化万民”。一方面，由翰林院牵头，推广经过简化的常用字和标点符号，使识字门槛降低；另一方面，组织人手，编写大量语言通俗、内容生动的廉价读物，如连环画、唱本、故事集等。

这些读物用最浅显的语言，解释均田令为何能让他们有田可种，科举制为何能让寒门子弟有机会做官，朝廷为何要清查寺庙田产，以及《民权论》中“权力来自百姓”、“官府应为百姓服务”的核心观点。它们批判门阀特权阶层的奢靡与贪婪，揭露宗教干政的虚妄与危害，将大道理融入市井故事之中，通过走街串巷的说书人、戏班子，以及基层里正的组织，在民间广泛传播。

这一套“理论构建、制度试点、大众教化”的组合拳，系统地、多层次地向天下人阐述并推广着“皇权民授”、“民意为天”的新秩序理念，从根本上瓦解着慈航静斋所依赖的“天命论”和门阀政治的思想基础。

小主，

面对杨广发起的这场思想领域的凌厉攻势，慈航静斋自然不会坐视。

就在《民权论》刊行后不久，师妃暄于净念禅院（虽已闭门，但影响力仍在）撰写了《正理篇》，由支持静斋的士人抄录传播，予以坚决反驳。

她在文中指责《民权论》“惑乱民心，动摇国本”，是“标新立异，罔顾圣贤之道”。她坚持认为，“天道有常，非人意可轻改”，君王乃“受命于天”，其职责是“代天牧民”。静斋“代天选帝”，并非干涉世俗，而是基于对天道的深刻理解，为天下苍生择选最有德行者承担天命，此乃“顺天应人”之大慈悲。

“若如《民权论》所言，权力操于众庶之手，则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导致纲纪沦丧，天下大乱！岂不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师妃暄在文中引经据典，试图维护传统等级秩序与精英政治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