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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慧在警察局门口下跪的那场戏。
拍了四遍。
不是因为热芭演得不好。
是因为每一次，群演中都会有人哭出来，打断拍摄。
那些群演不是普通的群演——李道让副导演从京州肿瘤医院的康复患者中招募了一批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自己或者家人，吃过印度仿制药。
他们知道那小小一颗白色药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活一个月，意味着能看着孩子小学毕业，意味着冬天过去之前，还能再晒几天太阳。
第一遍，热芭跪下。
膝盖磕在水泥地上，声音闷闷的。她抓住“曹斌”的裤腿，仰起头。
“他真的不是在卖假药——他卖的是真药——他救了我妈——”
台词说到一半。
镜头边缘的一个群演——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羽绒服——忽然捂住了嘴。她的肩膀开始抖，抖得整个人都站不稳。导演没有喊卡，但镜头已经没法用了。
李道站起来，走到那个大姐面前。
“您还好吗？”
大姐松开手，她的嘴唇在发抖。
“我女儿……我女儿当年就是这么跪在医生面前的。求医生不要停药。我们没钱了，真的没钱了。”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后来有人给了她一瓶印度药。她多活了八个月。就八个月。但那八个月，她教会了她弟弟怎么煮粥，怎么用洗衣机。她走的时候，跟我说‘妈，弟弟会煮粥了，你不用早起’。”
片场安静得像被按下了静音键。热芭还跪在地上，膝盖下面是冰凉的水泥。她的妆已经花了，光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她没有站起来，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
李道蹲在那个大姐面前。
把手里的矿泉水递过去。大姐接过去，没有喝，只是攥着。
“这段能拍吗？”李道问。
大姐愣了一下。
“您刚才说的那些话。能拍吗？”
大姐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点了点头：“拍吧。让我女儿看看。让更多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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